01
联营模式的形成机理
联营模式不是政策的产物，而是市场的产物。
（一）联营模式的市场属性
联营模式并非政策设计的结果，而是市场为突破政策限制而自发形成的资源配置机制。中国建筑业长期实行“资质管治”政策，规定企业须具备相应资质等级方可承接工程。然而，这一政策仅约束资质门槛，却未将企业产能与业务规模挂钩，导致高资质企业凭借资质优势超额承接项目。以2015年为例，全国333家特级和一级建筑企业完成总产值5656亿元，占行业总产值的9.94%，平均每家企业年产值高达178亿元。在行业年均增速20%-30%的背景下，头部企业需以40%-50%的增速扩张，其产能远无法匹配市场需求。矛盾之下，高资质企业通过联营模式与低资质企业合作：前者以资质获取项目合同，后者负责实际施工，双方各取所需。这一模式本质上是市场对政策缺陷的“补位”，成为行业高速发展的润滑剂。
资质管理的逻辑进一步固化了联营模式的生存空间。政策规定，企业需承接相应规模的工程方可申请更高资质，形成“先有资质才能接工程，接了工程才能升级资质”的循环困境。高资质企业借此形成垄断优势，而低资质企业即便具备施工能力，也因无法直接签约而陷入“无业绩—无资质”的恶性循环。资质由此异化为稀缺资源，既得利益者竭力维护这一体系，使联营模式成为行业默认的生存法则。
（二）监管缺失与联营模式的扩张
监管体系的漏洞为联营模式的野蛮生长提供了温床。在现行制度下，合同签订权与业绩认定权集中于高资质企业，而实际施工方却无法获得官方认可的业绩。这种“价值创造与分配脱节”的现象，导致行业资源分配严重失衡：高资质企业通过“坐拥资质、转包工程”轻松获利，而低资质企业尽管承担施工风险与成本，却难以积累升级资质所需的业绩。更有甚者，业主方为规避监管风险，在招标时刻意抬高资质门槛，进一步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，形成“强者愈强、弱者愈弱”的马太效应。
（三）企业行为的驱动
企业逐利本能则是联营模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。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，中小企业若仅凭自身资质与资源，难以突破发展瓶颈。联营模式为其提供了“借船出海”的机会：通过依附高资质企业，中小企业可绕过资质壁垒，参与更大规模的项目；而高资质企业则能以最小成本扩张业务规模，巩固市场地位。这种基于资源互补的合作，短期内看似双赢，实则加剧了行业对资质的依赖，使联营模式从权宜之计演变为长期惯性。
02
联营模式的形成机理联营模式的历史评价
从历史视角看，联营模式是建筑业市场化进程中的重要创新。它打破了传统单一企业封闭运营的局限，通过资源整合与分工协作，实现了行业效率的阶段性提升。在城镇化高速推进的背景下，联营模式帮助大量中小企业融入产业链，缓解了头部企业产能不足的压力，客观上支撑了城市建设的快速扩张。
然而，这一模式的弊端同样不容忽视。由于缺乏规范约束，联营演变为“重资质、轻质量”的投机工具。部分高资质企业疏于对合作方的监管，导致工程质量隐患频发；低资质企业为压缩成本，往往牺牲施工标准。此外，联营模式掩盖了真实的市场竞争关系，扭曲了行业生态，使资质沦为交易筹码而非能力证明。
03
联营模式的未来
毫无疑问，如果联营模式不加以改进，联营模式毫无未来。但如果对联营模式加以改进，其价值不可忽视，因为，不可否认的是，联营模式是在既定的政策和环境下，由建筑企业自发形成的一种市场模式的创新。未来出路在于推动其向规范化、透明化方向转型。
首先，需重构资质管理体系。政策应弱化资质对企业承接业务的绝对控制，转而强化对实际施工能力与履约质量的考核。例如，可引入“动态资质评级”机制，将企业业绩、技术水平、安全记录等纳入评价体系，打破“资质垄断”的僵局。
其次，加强全过程监管。建立合同备案与业绩追溯制度，确保实际施工方能获得与其贡献匹配的业绩认定。同时，加大对转包、违法分包行为的惩处力度，遏制“只挂靠、不管理”的投机行为。
最后，引导企业转型。鼓励高资质企业从“资质出租者”转向资源整合者，通过技术输出、管理协同与中小企业形成深度合作；中小企业则需提升专业化能力，从“施工队”升级为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。
联营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市场自发的产物，其存在既暴露了政策与监管的缺陷，也彰显了建筑企业坚持创新的韧性。当前，建筑行业正面临数字化转型、绿色建造等新挑战，联营模式若能突破传统桎梏，在规范中探索资源共享、风险共担的新路径，或将成为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契机。唯有以辩证眼光审视其过去，以改革思维重塑其未来，方能在扬弃中实现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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